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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沫的《青春之歌》曾在《北京日報》連載,還被拍成國慶獻禮片

2019-06-14 09:03 編輯:TF003 來源:北京晚報

1957年底,《北京日報》記者田藏申聯系上楊沫,說從作家出版社那里獲悉她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即將出版的消息,因寫的是北京地區的學生運動,希望能在《北京日報》上連載。這是第一家因《青春之歌》找上門的媒體,楊沫同意了,盡管小說尚未正式出版,她也并不確定是否能被廣大讀者接受。

作者:張玉瑤


1959年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影片《青春之歌》引起廣泛關注,林道靜由謝芳飾演

次年1月,《青春之歌》正式面世,與此同時,開始在《北京日報》上連載。小說出版后反響很好,或者說可能比楊沫本人所曾設想的更好——《青春之歌》迅速成為名副其實的暢銷書,至次年已加印至130萬冊。1959年,據其改編的同名電影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影片上映,在國內轟動一時,再度擴大了原著的影響。由謝芳飾演的女主角林道靜端莊而堅定,她舉起右拳宣誓入黨的特寫畫面辨識度極高,可以說成為中國影史的經典鏡頭之一。

這段時間,堪稱是《青春之歌》的高光時刻。雖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楊沫和這部小說所經歷的,都稱得上曲折。時至如今回首望去,《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紅日》、《紅巖》等一起被統歸于紅色經典的大旗之下,但這一種籠統的劃分,難免會遮蔽這部作品的某種獨特氣質以及它所帶來的特殊的問題視域。今天重讀《青春之歌》,不僅僅是重溫一段熱血史,也是重新回到歷史現場——林道靜們的現場和楊沫們的現場——中去。

寫作

楊沫的“半自傳”

今年五月初,為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北大歌劇研究院排演的歌劇《青春之歌》上演,仿佛與六十年前的電影形成一場隔空對話。在諸種紅色經典中,《青春之歌》無疑是最“青春”、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恰當的文本;而在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同時也是小說人物林道靜、余永澤、盧嘉川們活動舞臺的北大上演,亦多了些不算巧合的意味。

楊沫的兒子、作家老鬼(原名馬波)受邀去看了這場演出。采訪他時,盡管他一直強調“對歌劇不太懂”,但話語之間,依然聽得出他為母親作品的經久不衰而感到欣慰。

《青春之歌》里投射了不少楊沫本人經歷的影子,某種程度上被視為“自敘傳”式的寫作。楊沫原名楊成業,1914年生于北京一個富裕的地主家庭,但這個家沒有給她什么溫暖。1931年,因反抗母親安排的包辦婚姻,正在讀中學的楊沫被斷絕了供給,后來經朋友介紹,認識了當時正在北大國文系念書的張中行,張中行介紹她去哥哥所在的河北香河縣立小學教書。

在張中行眼里,第一次見面的楊沫“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豐滿,眼睛明亮有神。言談舉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而在楊沫看來,張中行極有學問又文雅謙遜,兩人聯系不斷,不久后便感情升溫,開始熱戀。母親病故之后,回到北京的楊沫開始與張中行同居,與此同時,也堅持去北大旁聽。

張楊兩個人在北京過了一段清貧、瑣碎,間或點綴以高雅情趣的平淡生活,但好景不長,他們之間開始產生分歧。直到1933年的除夕之夜,楊沫來到胞妹、著名演員白楊(原名楊成芳)的公寓,見到十幾位從東北流亡來的愛國青年和共產黨員,深深被他們的熱情和帶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吸引和震撼。這是她后來所說的人生中的“急轉彎”。反觀張中行,則愈發顯得是個一心鉆研古書、不追求政治進步的“老夫子”,這讓楊沫越來越難以忍受,也不再甘心在小家庭中當一個賢妻良母。終于在1936年,兩人分道揚鑣。不久楊沫與共產黨員馬建民結婚,并由丈夫介紹入黨。

《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靜的人生,在包括逃婚、第一次婚姻生活、除夕之夜“急轉彎”、入黨等幾處重大節點上都復刻了楊沫自己的經歷。有所不同的是,與楊沫不同,林道靜的母親是被地主強占的佃戶的女兒,這讓林道靜身上天然帶有了更為徹底的階級反抗基因。張中行也被視為是余永澤的原型,楊沫將余永澤這個傳統知識分子刻畫得褊狹、平庸而自私,讓張中行在小說出版后遭受了不少壓力和指點。不過公允來說,余永澤只是一個被矮化的文學形象,在當時中國前途不明朗的環境下,張中行不選擇革命而傾心學術也并不為錯。尤為難得的是,張中行確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正直和風度,沒有為此指責和辯解過,還坦然解釋說“人家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回憶錄”。即便在“文革”中,也頂住壓力,對楊沫持有正面、積極的評價,讓楊沫很感念。

至新中國成立,楊沫已從事多年革命工作,但因長年勞累過度,她飽受種種病痛折磨。1951年,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鼓舞,楊沫決心將盤旋在腦中已久的革命故事寫下來。她很快擬定了提綱并開始動筆,小說最初取名為《千錘百煉》,后改為《燒不盡的野火》。利用工作間隙,1955年,這部35萬字的書稿全部完成。

爭議

出版與修改

被楊沫寄予厚望的小說寫完之后,出版卻并不順利。

聽說楊沫創作了一部反映20世紀30年代學生運動的作品,中國青年出版社率先要走了《燒不盡的野火》的書稿。經由陽翰笙介紹,延請中央戲劇學院歐陽凡海審讀。歐陽凡??春蠼o楊沫寫了一封長達六千字的信,肯定了小說的語言、結構和對盧嘉川、許寧等人物的刻畫,但大部分都在分析其缺點,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對林道靜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未能給予充分的批判。顯然,出版社很看重這一意見,小說被關進了抽屜,遲遲不見動靜。

1956年,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出版界的空氣一度變得寬松和活躍,這讓原本已灰心的楊沫看到了一線希望。她把稿子拿給老戰友、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秦兆陽看,讓她欣喜的是,秦兆陽給出了積極的意見,并轉給了作家出版社。事情有了轉機,楊沫一邊催促出版,一邊按照意見進行修改,并將作品最后定名為《青春之歌》,1958年正式出版。

甫一面世,《青春之歌》很快在社會上掀起風潮,多家媒體進行正面評論,楊沫本人也收到了大量讀者來信。讀者顯然對書中故事深有共鳴,據老鬼回憶,來信詢問最多的是林道靜、盧嘉川等人物是否還活著、現在在什么地方工作。之所以受到這樣廣泛的喜愛和歡迎,老鬼認為,緣于題材上的獨樹一幟和“母親運氣好”?!爱斈辍从摇院?,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提倡寫工農兵,寫知識分子的少,把知識分子當主角寫的更少,容易受批判,所以當時這一類沒什么好作品?!?/p>

在立為“十七年文學”標桿的“三紅一創、保林青山”(《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鄉巨變》)和諸多革命英雄傳奇中,《青春之歌》是唯一以知識分子而且是女性知識分子為主角、以學生運動為題材的作品,這為其帶來了閱讀上的新鮮視野。但從另一方面說,也包藏著另一種評價失衡的風險,這在“雙百”過后的新的文藝政策風向下更為突出。1959年第2期《中國青年》上便發表了北京電子管廠工人郭開的文章,嚴厲批評《青春之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情調”,“沒有很好地描寫工農群眾,沒有描寫知識分子和工農的結合”。這一論題迅速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討論,最后茅盾、何其芳、巴人等文藝理論家也發表了重磅文章為《青春之歌》辯護,認為林道靜的形象是真實、典型的,“指責《青春之歌》壞處多于好處”。

然而,即便有茅盾等人的結論,身處當時偏“左”的批評傳播環境中,楊沫還是對小說做了較大修改,加寫了林道靜在農村工作的七章和北大學生運動的三章。在這些章節中,林道靜時不時對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感情”進行反省和檢討,以實現徹底的自我改造和政治進步。這一增加部分曾在《北京晚報》上連載。

上世紀80年代后,不少批評界意見認為這次修改是失敗的、概念化的,減損了原稿獨特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不過楊沫本人并不認可,也堅持以修改后版本作為最后的定本。老鬼提到,母親后來也曾強調,她寫林道靜和工農相結合,是因為這是“一二·九”之后的客觀事實。但無可否認的是,作家的作品受限于它的時代,楊沫對林道靜發展道路的重新校訂,并不僅僅由三十年代的客觀歷史來決定,她所身處的“書寫歷史的年代”,也深深參與進了文本的敘述中去。

重讀

時代中的闡釋

楊沫寫《青春之歌》時老鬼尚年幼,對母親的寫作沒留下太深印象,只模糊記得“她成天在家里寫東西,很忙”。作為小男孩,他也不太能看得下去林道靜的成長故事,更喜歡“看打仗”,鐘愛《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這類作品。直到“文革”以后,他才認認真真閱讀了母親的作品,這時思想更加成熟,覺得母親寫的所謂的“小資產階級情調”,其實是普遍的人性。時代變換,許多著作已經不復當年光芒,但《青春之歌》還能不斷以各種藝術版本推陳出新,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無論楊沫為林道靜規劃的歸宿如何,她的來路注定與“五四”分不開關系。茅盾指出,林道靜的成長經歷了三個階段:反抗封建家庭干涉她的婚姻自由,意識到個人奮斗沒有出路而要和人民利益相結合以及最后與工農結合、獻身革命。從封建家庭中逃出,又從和余永澤的小家庭中再度逃出,完全是“五四”式的母題,讓人聯想到“娜拉走后怎樣”的論題。但比起魯迅對此的悲觀預想,比起眾多五四書寫中小知識分子找不到出路、彷徨于無地,寫于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林道靜多了一種選擇,或者說注定會擁有的一條道路,即完全拋棄五四式的個人主義,投身于一個先進的組織、一種既成的歷史洪流中去。這當然是一種時代立場所賦予的政治優越性,但在某種程度上,在承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戀愛”式小說模式的同時,也為其帶來了新的變奏。

比起當年對《青春之歌》從特定意識形態上進行批判,今天對這部小說的解讀更為多元,可以從政治、性別等多個維度上進行闡釋。譬如有看法認為,林道靜與余永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盧嘉川(馬克思主義理論導師)、江華(與工農結合的共產黨實干家)幾位男性的關系,分別對應著她成長的幾個階段,也暗示著知識分子在各種政治力量中何以選擇。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小說不僅是一部知識分子成長史,也是一部可視為典型的社會主義成長史,甚至一部國家寓言。

楊沫晚年創作了《青春之歌》的續篇《芳菲之歌》《英華之歌》,但時過境遷,再也沒有取得像《青春之歌》那樣轟動的效應。1995年,楊沫逝世?!肚啻褐琛防锏臒嵫略盍艘淮?,而它所帶來文本內外的闡釋空間還在進一步擴大,這無疑令它產生了超越單一紅色經典的意義。但正如老鬼對母親的延遲性閱讀,經典的意義,正在于常讀常新。

(原標題: 《青春之歌》未曾落幕的青春篇章)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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